在日本的餐饮行业中，曾有一种异常独特的“行规”，这套规则被用来考核餐厅服务人员的稳重与应变能力。其方式是这样的：工作人员需在身上放置6枚鸡蛋，接着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泼冷水，保持静躺四个小时，直至确保鸡蛋未破未滑落，这时才算成功通过考核。这种选拔标准乍一看似乎与餐厅服务的稳重性挂钩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可能会让你目瞪口呆——

成功通过考核的员工，经过一系列繁复的“净身流程”后，居然要亲自躺在餐桌上，任由厨师将餐点放在自己的身体隐私部位，以供食客品尝。这一行为成为日本饮食界的一大特色——“女体盛”。2004年，女体盛被评为全球最怪异美食排行榜的第二位，其名声也因为与荒诞情色的关联而愈加轰动。

当女体盛文化试图在2004年进入中国昆明时，遭遇了激烈的抵制，许多人将其视为“文化糟粕”和“女性侮辱”。对于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中国来说，来自日本的这种大胆和前卫的饮食形式无疑难以接受。可是，回顾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古代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保守拘谨。抛开严格的礼法规范，古人也有在夜晚释放自我、追求享乐的一面。

展开剩余81%

最近，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。文中提到“月色入户，解衣欲睡”和“怀民亦未寝”，这些字句虽然表面上表达了北宋学者苏轼的淡泊心境，然而，它也暗藏了一个信息——在北宋时期，并没有宵禁。这一点揭示了当时政府如何通过宵禁来约束民众的夜间活动。

宵禁制度起源于周朝，目的是限制民众在夜晚出行，防止扰乱社会秩序。政府甚至动员大量更夫，按时敲锣打鼓，确保夜间的安宁。宵禁的存在，反映了当时治安的困难和管理上的不足。古人无法享受现代社会中的实名登记和有效的公共安全措施，因此只能通过限制外出来维护秩序。

然而，尽管宵禁束缚了人们的行动，古代人并未因此放弃生活中的乐趣。那些有些余力的人，往往选择在家里举办“party”，例如古代的宴会和聚会，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放松和交流的方式。领导与下属在宴会中畅饮，气氛愉悦，缓解了白天的压力和疲劳。即使是贫困的农民，也会在夜晚聚集在家门口，借着月光和星光闲话家常，娱乐身心。

随着宋代宵禁制度的解除，人民的夜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经济繁荣，市井生活逐渐活跃，街边的小吃店、酒楼和曲艺茶楼等娱乐场所夜以继日地开放。人们结束一天的辛劳后，常常在这些地方消磨时光，彻底享受不受约束的夜晚。

此时，权贵们的夜生活更是变得奢华，尤其是那些掌握权力的高官。唐代、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的“肉台盘”和“肉屏风”便是当时贵族奢侈享乐的代表。这些行为不仅体现了古代贵族对美色的追求，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女性的极度物化。

早在西晋时期，王济便开创了“肉台盘”这一荒诞形式，在宴会中让身着华丽衣物的美丽女子担任“食物托盘”，不仅取悦了宾客的味蕾，还满足了他们的视觉享受。王济的这一行为引起了众多贵族的效仿，成为了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潮。类似的奢靡生活在唐玄宗时期也有发生，杨国忠就是“肉台盘”的另一位狂热支持者。

杨国忠为进一步提升自己在朝中的地位，开始精心策划一些更为奢华的宴会形式，例如“肉屏风”。他命令侍女用身体为自己挡风取暖，这种做法迅速在当时的权贵圈子中流行开来，成为一种标榜身份和地位的奢侈享乐。

然而，这些奢华享乐的背后，往往伴随着女性的身体和灵魂的屈辱。许多侍女成了权贵享乐的工具，她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悲剧性。即便她们暂时享有一些权贵的宠爱，也无法避免成为其他贵族的“商品”。这些侍女通常身处极度压迫和危险的环境，一旦被赏识，她们的命运便会发生剧变，可能会被迅速“转卖”到其他府邸，继续为主人服务。

对于这些女性来说，虽然生活中有时能得到一些“优待”，但其身心的摧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。比如在明代嘉靖年间，权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藩便发明了一个叫做“香痰盂”的奢靡玩法，让侍女接住他每次咳嗽吐出的浓痰。那些不能顺利完成任务的侍女将会面临惩罚，甚至死于非命。这种对女性身体和尊严的极度侮辱，展现了古代权贵对下层女性的残酷对待。

同样，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，像军队中的“营妓”更是无家可归、命运多舛。唐朝末年，罗虬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他因嫉妒营妓杜红儿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，而在宴会中愤怒地杀害了她。对他而言，杜红儿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支配的“物品”，她的生命和尊严完全不值一提。

古代权贵的荒唐生活与下层女性的悲惨命运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极为矛盾的社会图景。权贵的奢靡享乐不仅暴露了他们对女性的严重物化，也深刻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巨大鸿沟。表面上的繁荣与享乐，实则隐藏着无数悲剧和对生命的轻视。

所以，尽管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历史，认为唐代是一个文化与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，但我们不能忽视，这个时期背后所存在的深层次的性别不平等与暴力，以及被忽视的女性悲剧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